中山裝：一個不該被忽視的民族品牌,家庭裝潢設計,居室,客廳設計

　　中山裝，是我國偉大的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親自設計、倡導的中式禮服。這在中國的服裝史上是一大創舉，更是一項影響深遠的服飾改革。在孫中山先生的倡導下，當時的革命黨人以身著「中山裝」為榮，也正因為革命領袖和革命幹部都穿中山裝，新中國成立後，全國人民便以這種服裝來表達對新時代的熱愛。於是中山裝成為新中國一款標誌性的服裝，甚至曾一度被世界公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服」。

　　然而，在中國的服裝產業蓬勃發展、形形色色的服裝一路增光添彩的今天，中山裝卻早早地退出了常式禮服的歷史舞台。偶爾，傳媒上有國家領導人身著中山裝參加國際重要會議的身影，有某位明星大腕穿著中山裝參加國際性頒獎典禮，哪位歌手又身著中山裝開演唱會，等等消息，從這些有關中山裝報道的鳳毛麟角中，我們感受著作為一個中國人對中山裝最後的一點執著與不捨，才明白自己的文化血脈的傳承中，其實早已有中山裝深深的烙印。

　　中山裝做為中國人一度推崇的常式禮服，它同時也承載著一種文化，一種禮儀，一份民族自尊和自豪感。韓國人的韓服、日本人的和服、蘇格蘭高地男子的褶襉短裙和東南亞一帶馬來民族的沙籠和峇迪，或多或少都承載著這些元素。現在世界各國大體上都以穿西裝為主，但在節日或重大慶典活動時，各民族的人都要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裝。然而，當瓦傑帕伊穿一身潔白的印度長袍翩翩而來，小泉純一郎著一襲寬大的和服走向世界時候，我們，作為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號稱擁有五千年光輝燦爛文明歷史，卻沒辦法擁有一件屬於自己民族的服飾。

　　難怪很多人質疑過中華文明。然而意外的是，當中國人肆無忌憚地破壞自己的傳統文明時候，英國的大文豪蕭伯納卻說：「你們有五千年的文化，你們現在好像覺得西方什麼都好，……總有一天，你們會把西方的東西像破鞋一樣扔掉。」近一個世紀過去了，中國人想趕英超美，想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想著共產主義理想事業，卻似乎從沒有想過要找回自己的民族精魂，這種無根的漂泊狀態，表現在我們一方面在尋尋覓覓謀求民族的強大興盛，另一方面卻在藐視自己的傳統文明自暴自棄。這種矛盾狀態其實來源於民族自信心的不足，它最直接的後果，便注定我們在追求民族進步中卻失去了更多。這其中，包括丟掉了自己的「國服」——中山裝。

　　一、民族自信心的缺乏：導致服裝民族品牌的缺位

　　人們都有這樣一個共識：中國是世界服裝生產、出口的第一大國。然而中國服裝由於缺乏品牌競爭力，打入世界市場的中國知名服裝品牌少之又少，因此產品附加值卻遠遠低於國際上的同類服裝產品。為什麼？歸根結蒂，中國人是在生產衣服產品本身，而不是生產品牌。

　　服裝一向都是和品牌的附加值、文化和情感的因素聯繫在一起的，人們對服裝品牌的喜好折射出了非常強烈的心理和情感的需求。然而在今日的中國服裝界，歐風、美風、日風和韓風等各種各樣的風呼嘯而來。越來越多的企業、經理人、設計師在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在越來越浮華的創意模仿中，在整體社會文化沉淪的現實中，迷失了自己，「凡是外國的就是時尚的」之觀念深入人心。究其深層原因，便是民族自信心缺乏所致。

　　中國民族服裝品牌的缺位跟一種自卑狀態有關。這就是從鴉片戰爭以來，160多年來瀰漫在中國人和中國文化中的自卑感，這種自卑感也被稱之為集體性民族自信心的缺乏。這種民族自信心的缺乏是建立在一個模式基礎上的，那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相對於西方現代文明的落後模式。新中國的成立，東風紅嘹亮的頌歌曾一度驅逐中國人心中的陰霾，也正在那個年代裡，中國人喜氣洋洋地穿起中山裝當家作主豪情萬丈，然而可惜的是，這種自信心的建立，其實源於一個被神化了的領袖。當有一天神化的面紗被揭開後，中國人的信仰便開始處於一種真空狀態。改革開放後，打開的國門讓中國人看到了西方的繁華，也看到了30年被禁錮的悲哀。就這樣，每一次落後挨打不斷循環反覆的過程，一遍遍的被強化成這樣一種「落後就要挨打，我們要趕上西方的先進文化」的思路。這個思路反映在國人的生活選擇上，在潛意識中拒絕中國式的生存，有條件的便千方百計想走出國門，更多的沒有出國條件的中國人，也千方百計把自己的變成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住洋房、開洋車，把中山裝急急忙忙地送進博物館，穿著洋服夢想了紐約的繁華。

　　瀰漫在中國人心中的這種自卑心理揮之不去。在強大的西方現代化圖景的衝擊下，中國的現代化藍圖可能早就不自覺的，實際上失去了中國人對於未來的自信心。這種對未來的自信失去後，我們所做的事情，就是使我們生活越來越接近於西方給我們生活的模式。我們的服飾傳統和民族服裝的靈魂失落了，我們是世界服裝生產、出口的第一大國，然而我們沒有自己的民族服裝品牌。

　　二、民族自信心回歸：中山裝作為民族品牌的復興呼之欲出

　　改革開放對於中國人來說，是努力把過去160年漫長的道路，尤其受歧視、落後的過程，在一個非常短的時間重走了一遍。１９８４年首先從上海掀起了「西裝熱」，進而影響了全國，僅上海一地當年就出現了供不應求的局面。然後是牛仔褲、蝙蝠衫、緊身T恤、吊帶背心與吊帶長裙，起先是歐美，而後是日韓，所有經濟發達國家流行的衣服都被搬到中國的舞台上，中國人找到了越來越多的榜樣和參照系。比如會找到歐陸風情，找到北美流行的趨勢，日本、韓國的東西。這些實際上是在我們生存環境裡面，樹立一個又一個不同的參照系。而每建立起一個新的參照系，實際上是對以往參照系的威脅和對民族信仰和自信心的解構。

　　這種情況直到上世紀末有了一個非常明顯的、在集體無意識上的一個很大的逆轉。起先是在文化思潮刮起了「新儒學主義風」，以接續儒家道統、復興儒學為己任，力圖以儒家學說為主體和本位來吸納、融合西學，尋求中國社會出路的一種文化思潮。而後是政治層面的，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必須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極為重要的任務，納入國民教育的全過程，納入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這是對中國在新世紀所處歷史地位的科學界定的基礎上提出的歷史使命。

　　這種逆轉實際上是建立在中國經濟近年來飛速發展、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急速提高的基礎上，中國人慢慢積攢起來的對抗文化霸權主義的勇氣。「不要數典忘祖，就從衣冠開始！」 中國人的服裝自信心開始回歸，這種回歸表現在很多方面，前期可能有一些較為偏激的民族主義情緒，比如復興寬袖高冠的漢服，褒者有，貶者也不乏其人，眾說紛紜。紛紛攘攘的爭議聲並沒有給當前的服裝市場指明一條康莊大道，我們一方面拒絕在經濟發達國家後面亦步亦趨，另一方面又否定以馬褂、旗袍為代表的偽民族的滿式服飾，堅決徹底地「鐵帚掃而光」，由此也造成了一個中國人服飾文化的短暫歷史空白。這個空白的歷史意義不可低估，它為中山裝作為民族服裝品牌的復興創造了一種可能：

　　其一，由於漢族沒有了自己的傳統服飾（連旗袍馬褂也被貼上「偽唐裝」的標籤），在與其他兄弟民族絢麗多彩的民族服裝對比時顯得極為尷尬，這是促使漢族尋找自己的民族服裝的原動力。

　　其二，當代中國已經逐步地走向了與其他文明對話的開放之路，在東西方文化交流平台上，世界需要重新「發現東方」，中國人日益增強的民族自信心和國際社會地位的不斷提高，迫使我們在尋找著新的國際形象標誌的確立。因此它給中國人帶來了一次重新確立民族服飾制度的千載難逢的機會。

　　其三，中國服裝產業的高速發展，在技術層面上的東西早已經成熟。特別是在西式禮服（西裝）生產的技術和工藝方面，早有了和西方國家挺直腰桿對話的權利。比如：「杉杉、」「利郎」、「報喜鳥」、「九牧王」、「聖得西」……等等國產服飾品牌。這些國產服飾企業巨頭的出現，不僅造就了一批雄心勃勃的民族企業家，也為中國的民族服飾文化的崛起打下了堅實的物資基礎。

　　正是在上述條件下，中山裝作為一種中國人新的服飾取向就呼之欲出了。

　　中山裝的回歸有關民族服裝的形式，卻已不僅僅是民族服裝的形式。中山裝表現出來的中國風格的回潮應該是一種市場最敏感的資本推動，是建立在市場需求上的不斷挖掘的市場行為。這輪迴歸主要是對盲目崇洋的一種權威性的顛覆，以堅實的民族自信心為基礎。中山裝之所以可以被選擇民族自信心回歸的一種參照物，主要因為其不僅具有豐富的美學內涵，更具有豐厚的歷史感：

　　首先，中山裝的誕生，與中華民族自強自立的復興精神息息相關。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帝國主義的魔爪侵入中國。 「東亞病夫」，「辮子軍」、「長袍馬褂」都成為帝國主義嘲諷中國人的笑柄。孫中山痛恨帝國主義入侵和清政府的腐敗，組織起一批愛國志士成立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興中會。經過流血犧牲，終於在1911年取得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推翻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此後，他頒布了一系列政治、經濟改革的政策、法令。其中包括「剪辮」、「易服」。他提出要「滌舊染之污，作新國之民」。經過廣泛徵求意見與討論，孫中山認為「禮服在所必更，常服聽民自便」，他決定自己設計服裝。由他精心設計，由裁縫師黃隆生製作，創製出世界第一套「中山裝」。

　　其二，在社會功能上，中山裝體現了實用與藝術的統一。中山裝以當時在南洋華僑中流行的「企領文裝」上衣為基樣，在企領上加一條反領，以代替西裝襯衣的硬領。這樣一來，一件上衣便兼有西裝上衣、襯衣和硬領的作用；又將「企領文裝」上衣的三個暗袋改為四個明袋，下面的兩個明袋還裁製成可以隨著放進物品多少而漲縮的「琴袋」式樣。孫中山先生說，他這樣改革衣袋，為的是要讓衣袋放得進書本、筆記本等學習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軟蓋，袋內的物品就不易丟失。孫中山先生設計的褲子是：前面開縫，用暗紐；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 (表袋)；右後臀部挖一暗袋，用軟蓋。這樣的褲子穿著方便，也很適用攜帶隨身必需品。

　　其三，從形式和藝術內涵看，中山裝把對傳統中華文明的繼承和新時代精神巧妙地融為一體。從形式上來看，中山裝緊收頸部的衣領是一種壓力與危機的象徵；前襟的4只口袋標誌著「禮、義、廉、恥」四大美德，並認為此為國之四門。門襟的5粒紐扣則代表國家行使的五權：「行政、司法、立法、考試、監察」；衣袋上的4粒紐扣則含有人民擁有的四權：「選舉、創製、罷免、復決」；袖口上的3粒紐扣則寓示三民主義之中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原則。所以說，中山裝給人以一種信心和力量，她蘊含著設計者強烈的主觀意願和設計理想，並與中國歷史的背景和使命相融匯。

　　服飾復興是提高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手段之一，然而我們更應看重由服飾所承載的精神內涵。孫中山先生一生致力於「民主、民權、民生」，為推翻滿清政府嘔心瀝血，奔走號呼。中山裝，所代表的意義正是一種匡復中華、自強不息的愛國精神，代表著中國一代人民的覺醒。做為品牌創意人，我們不得不承認，就在那偉大的歷史時刻，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服飾的文化內涵做了一個里程碑似的經典創意。

　　三、復興中山裝，關鍵在於文化品格和服裝品質的獨立

　　把中山裝作為民族服裝品牌復興還是有一些問題需要注意。對開發商來說，應該敏銳的把握到整個中國民族集體情緒，或者說集體無意識的變化，採取相應的營銷策略走出民族服裝品牌的困境；而對於服裝設計師來說，如何用中國的語言書寫服裝，而且書寫的是當代中國人自己的服裝，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實際上，目前的中國服裝市場上也迫切需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麼，復興中山裝到底是應該用什麼樣的姿態出現呢？

　　其一，經過一百多年的歷程，中國人得到了最深刻的教訓，那就是：現代化是不能抵抗的。如果企圖以簡單的傳統來抵抗現代化的話，注定是一種不長久的嘗試，或者是一種以卵擊石的策略。當然，對於大規模複製，沒有差異的舶來國際化服裝樣式，首先要持有一個清醒意識自覺批判。作為中國人自己的、有很深的文化淵源的服裝才是強有力的。

　　其二，對於傳統的中山裝樣式，必須保持理性清醒。世界畢竟是永遠向前發展的。老式的中山裝自然不能一成不變，如何在款式、面料、風格上進行突破更新，是一件非常有意義和市場前景的工作。

　　其三，中山裝作為一種民族服裝品牌的復興，不應該簡單地追求風格的回歸，或者是形式上的模擬，它應該超越了一個神似或者形似的範疇。具有獨立的文化品格和服裝品質，才能保證它既是中國的，又是現代的，實際上也是民族自信心的回歸，代表中華民族的復興。「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漢家天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十五州」，失落的文明應該找到重新傳承的文化血脈。當我們解開歷史迷霧所製造的民族自悲情結，以整個中華民族文化源流交融的大視角來看待曾在中國人身上深深打下烙印的中山裝時，就會發現中山裝離我們的生活雖然有點遙遠，但其文化的密碼卻在現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得以保存下來，比如人權思想、革命精神或民族復興精神、它其實是喚醒集體文化記憶的最切實而有效的方式。可以預見的是，新世紀中山裝的復興，是一種新的創造，是要破除所有參照系的約束，並將以此為基礎，帶領中國服裝市場成功地走上打造民族品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