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視野中發現中國建築,藝術攝影

    在東南大學建築系完成本科學業、之後留學澳洲的阮昕教授，和中國現當代建築歷史結下淵源事出偶然，當初他並沒有在世界建築體系裡為中國現當代建築定位或給出坐標的野心。但師從中國第一代建築大師楊廷寶的親身經歷、近年與國內新生代建築師的接觸，以及久居西方社會的種種背景，使他看待中國建築的眼光與別人有些不同。
與西方的兩度「對接」
    在阮昕看來，中國現代建築與西方經過了兩度對接：以20世紀20年代現代主義運動波及國內為發端，中國現代建築的發展進程不僅因戰亂出現過明顯的時間斷裂，也因政治、經濟等原因幾度起落。他將「對接」期鎖定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第一代留學歸國建築師的執業階段，以及1990年代經濟體制轉型之後當代本土建築師的創作活動。而「對接」意味著充分的信息共享、相互理解和同期的平行發展。
    「有著相近教育背景的『官派留學』建築學者的群體構成是為第一個『對接』時期存在的前提。他們大多在美國的著名學府接受了正統的現代建築學教育，莊俊、梁思成、童寯等中國第一代建築大師均在此列。巴黎美院的教育系統不僅對美國的建築學發展影響深遠，也經由同期在美國接受教育的中國學者傳入國內。直至我們80年代進入大學時，依然能從前輩的教育中感受到這一點。從這一點上講，中國現代建築的起源不僅與歐美一脈相承，其同期的建築活動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學術價值。」阮昕說。
    而在1990年後崛起的新生代本土建築師，儘管他們大多也有海外的教育背景，但與西方的共通更多建立在資訊發達的客觀環境基礎之上，且同步受到了後現代主義、高技派、解構主義等現代主義推進之後的風格流派的影響。國內現代建築實踐和理論方面的歷史斷層和改革開放後大量資訊的同時湧入，以及近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使中國當代建築呈現出「百花齊放」的表象之外，也遭遇著前所未有的精神混亂與迷失。
文化責任感的差異
    阮昕在近年對中國20世紀現當代建築的研究過程中發現，文化責任感的差異是兩代中國建築師建築設計呈現差異的根源，他說：「楊廷寶、梁思成等一代早期留學國外的建築師並沒有過強的文化責任感，他們在留學之前對西方文化的瞭解程度和國學根底都比後輩強。」
    作為中國建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中國古建築研究的先驅者之一，梁思成先生從歐美留學回到中國時，對西方當時和古典建築的知識量超過對中國古建築的瞭解。他和林徽因先生對歐美古典和現代作品的學習時間雖短，不可能很深入，但西方學者對知識的態度和治學方法對他們日後的古建考察工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梁思成先生1931年進入中國營造學會後，在醉心於中國古建築研究的同時，保持著對新的建築思想的敏感。他認為在新的時代，「建築式樣大致已無國家地方分別」，「各建築物功用之不同而異其形式」，應「摒除一切無謂的雕飾」，並認為「此種新派實用建築亦極適用於中國」。
    「上世紀90年代之後，本土建築創作開始背上承擔文化責任的包袱。」阮昕認為，以他在國外十幾年的觀察，這一時期走出國門的建築師受到國際上後現代主義地域特徵偏好的影響，儘管對追求真正的現代性有所推進，但對建築在文化性、民族性和多樣性的表達上卻煞費苦心。風水、陰陽、鄉土材料與符號，這些在表層上迎合西方對中國的理解、營造「中國的味道」的理論與設計開始大行其道。
「贗品」的回歸
    「我把早期的中國現代建築稱為『精心炮製的贗品』，而當代本土建築師的設計會在視覺上更為純粹一些，但依然是『贗品』。」
    儘管「贗品」通常在人們的意識裡帶有譏諷意味，但阮昕認為這才是建築的真相：「任何一種文化都不是單一傳統的延續，純粹只是幻象。我們根本不會在意一位建築大師屬於哪個國家，但他的作品能讓不同文化、種族、宗教背景的人都產生共鳴。」
    作為人文地理學的創始人，美國威斯康新州大學的段義孚教授支持了阮昕的這一觀點。10歲離開、64年後重返中國的段教授發現，儘管北美和國內的街心公園在空間形態上極為類似，但其容納的市民活動卻大相逕庭：在北美，這些小公園很容易變成流浪漢聚集、或毒品交易的「城市死角」；可在北京，孩子們在其中玩耍、老人圍聚了下棋，小公園真正成為了城市的「心肺」。段教授認為：「說到底，建築不是單純為製造視覺衝擊的造型玩偶，它是生活的容器，是人的多種感官和情感感受的加深理解的地方。不同地域、文化、種族的人們之間有差異、也有相通，從人的真實本質需求出發，就不存在『贗品』的顧忌，『贗品』也可以成為回歸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