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節時的女性藝術,工業產品設計

　　3月有個三八婦女節，以女性為題的活動自然活躍一時,其中北京季節畫廊的《她們》——10名女藝術家聯展，今日中國美術的《夢想·困惑·現代女性特質》13名女藝術家的聯展，這兩個展覽不僅召集的是女藝術家，在話題上也傾向於往女性主義的深度探討。

　　《她們》裡，有不小比例的作品是在身體上做文章，但是從畫面上那種情緒化的筆觸和色彩給人更直接的印象是青春主題——這些畫家的年紀的確很年輕，而女性意識被掩蓋在青春的身體裡——如果有的話，並沒有真正表達出獨到的關懷，或策劃人所說的「敏感」。

　　女性主義如果真是個話題，它在藝術上的體現應該有別於做論文，論文可以一而再地據理力爭，如同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女性藝術之所以興起，因為有女性意識的醒悟，才使女性立場和女性表達有了申訴的動力和價值，同時作為藝術，又少不了表達的能量，否則就更容易捲入女性急於掙脫的另一種話語漩渦。力推這個展覽的藝評人張朝暉為其寫的評論耐人尋味，他引用了朱大可的一段話:「沒有任何一個時代的女人像今天一樣，肆無忌憚地放送著自己身體隱私，並越來越擅長身體做秀和進行新聞策劃，用情慾話語的每一種變化來製造賣點，以爭奪公眾的寵愛。」她們「自己的身體和來自身體內部的感覺是真實自我的無可置換的載體」。所以這裡的作品在他看來展示的是她們對自己青春胴體的關注和由此引起的各種情調。他文章的題目直指她們的身體。

　　不大的展廳裡，誰都會注意到馬延紅畫了一套54張油畫撲克牌，和她的偶像系列。她的偶像包括王妃戴安娜、畫家弗裡達、藝人山口百惠、雕塑家克羅代爾、歌手王菲等等，偶像由肖像和她們的聞名作品或使她們文明的事構成，而撲克牌是她自己的「瑣碎」東西:香水、手套、襯衣、玩具、鞋子等，當然也有自己戴耳環的耳朵、穿衣服的身體。兩組作品在色彩上有極大的反差，偶像系列是很沉著、略帶感傷的色調，筆觸堅定、理性、寫實，撲克牌裡的東西色彩鮮艷，筆調輕鬆隨意、甚至有點凌亂，雖然顯得似乎有些甜膩，可怎麼也沒法使人迴避其中的被反省出來的脆弱，一個個物件被套在撲克牌的框子裡，這種很形式感的方式在作品的整體上加深了輕、孤單、片段不能整和的心理效果。不知是策展方有意為之，還是僅僅因為同一人的作品，這兩組作品的並列展示，尤其突出這種對比。即使不對這種對比做任何闡釋，也能看出畫家是非常理性地在審視自己的生活狀態。在這一點上，作為女性的審視似乎的確有別於同樣類型的男性畫家，馬延紅並沒有因為自己那些「東西」的瑣碎而瑣碎掉一切，對那些偶像既不是崇拜也不是譏諷，而是在同為女性的目光下被分析，雖然畫幅不大，卻還是多少滲透出命運的複雜感，也有對多種女性角色的寬待。

　　這一切在張朝暉的描述中都只是「身體的各個部分或與身體密切接觸的用品，以及女性的本能的感覺」。像陳慶慶、邢丹文沒有描述身體的作品就幾乎被忽略。陳慶慶的作品是用麻絲做的一件《拷貝出土文物》的衣服，一個《天梯》，這種材料和方式的作品她已經做了很多，視覺上細密是首先被注意的，也是被廣為接受的，把它放在女性的題目下，可以引導我們注意到其中工作特點，至少它的纖細、仔密、輕柔要求一雙巧手來完成。「巧手」可是所謂傳統男權社會對女性的表揚或界定，不過如果把它當成工作能力之一種來繼承和發揮並不一定導致對其他能力的束縛，對這種能力的使用和關注是否也可以算是一種「女性的角度」？

　　女性的話題已經持續了那麼久，在藝術批評中也已經持續了30多年，說明它還是個問題，不過作為問題它已經變得越來越深入，而不是簡單地停留在對身體的認可。參加《她們》展的畫家聶牧在說到「她們的角度」時，說「50年代的中國女性一直是能頂半邊天，身著藍制服的形象。而70年代的人在青少年時期，交至她們手中的卻是三圍在38、18、34的芭比娃娃」。果真這是「她們的角度」的話，豈不是又回到西蒙·波伏瓦寫《第二性》時的起點，而在西蒙·波伏瓦的分析中，那正是「他們的角度」，就是因為這樣的角度女性才被各種各樣的指標所規定，身板兒壯點兒、性格爽點兒的「鐵姑娘」在張朝暉的形容裡就是「男人般的」。

　　《夢想·困惑·現代女性特質》挑選的也多是比較年輕的藝術家，它的題材多樣一些，在表達困惑和夢想上，不僅有女性身份，也有身處其中的環境。王彥萍的屏風系列像是在現實與夢想之間游移的隱喻，多重視角使所畫的內容變得虛實不辯，疑問的情緒更多於申辯的急迫。這樣的謹慎是否是女性的特質，或藝術創作中是否有女性特質？還是根本不存在所謂女性特質，而只有西蒙·波伏瓦論證的只有社會性別的差異？這話題肯定還會繼續說下去。